蒼白貓和缺氧魚

一直一直，我都在香港生活、工作。要強說在香港不幸福是騙人的，我很知道，如果我半夜肚子痛，家樓下走路五分鐘便有通宵應診的診所，裏面坐着的那個叫醫生的人準會頹廢地按按你的心肝脾胃，丟給你一包五顏六色的藥丸打發你走。可是這總比外國好，地方太大，醫院太遠，痛得臉都發綠了救護車都還沒到上到高速公路的時候。

又或是，有次我坐地鐡，有個師奶忽地暈倒了，乘客們忙不迭按鐘通知了司機，問清楚車卡號碼，到下一站門一打開，便有一隊穿整齊制服的港鐡職員衝進來，我一直奇怪為何效率怎可以高得這樣子，司機同時在廣播「因有乘客不適，列車服務受阻」，但大約阻了十秒鐘後，師奶便給抬離車箱了，門關上，大伙沒事人似地繼續行程。

我對港鐡的那個「唔好意思」廣告是憎恨極了沒錯，但當你是一個暈倒中的師奶，或是師奶同車的乘客時，真的不能不斷言港鐡應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公司之一。

可是活在香港，自有其令人抓狂之處。例如，如果你有「理想」，而更甚者，萬一這個理想恰恰跟「賺錢」是沒有關係的話，你就倒霉了。像我這種從小便討厭數字，大學想都不想便選修文學院的人，親戚朋友都排了隊來問：「你...入學試失敗了嗎？為何要讀這樣的科目」、「將來畢業了可以做什麼工作？」、「能賺錢養家嗎？」......那種incommunicability讓你簡直不知所措，夜欄人靜時寂寞得快要死去。大學要削減開支了，文學院的學系首當其衝，像蝗蟲螞蟻般被大掃除，我們尚要咬緊牙關聲嘶力竭地抗爭，為保「知識分子」的名譽。在《蘋果日報》以頭版大幅報導80後地產經紀年薪百萬的同時，我們如果稍為不夠堅強，便會感到自己很矮小了。這種衝擊無日無之，心情老是像寒暑表忽上忽下。

如果說大學時代是夢想和熱情燃燒的地方，畢了業便像造了一場夢吧，這也算了。如果再不小心，幹着一份低薪沒前途的工作，那就是雙重折墮了。廿多歲的年紀也不小了，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活該、自己找來的。在與背景相近的舊同學共聚時，話題總也離不開：「我媽至今仍問我為何不去當公務員。」、「三十歲了，薪水一份比一份少。」、「是否應該把心一橫去讀張教育文憑當老師算了呢？」，都苦惱得想一頭撞往牆上去。有夢想的人也是人，都有基本的溫飽和物質需要，而滿足了這些需要後，真正的挑戰才來臨了，原來這不夠，因為「人是要買樓的」、「人要往上爬，升職」、「結婚呢？生仔呢？」，而在各樣的恐嚇中，較使我有實在感的是「你總有一天要退休呀」。

飽受驚嚇後，總會忙着檢討一直以來的生活取態。這通常是技術層面的，例如，是否該放棄這份滿有意義的事業，換過一份蒼白而高薪穩定的工作，而自己喜歡的事情則留待工餘時間才做呢？若是上司老是要你討他歡心才給你升職呢，這個屁股你要不要舔？下班時間人人都賴死不走博上位你跟不跟風...把每天遇到的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加起來，再觀照一下你在每一件事上所作的決定，就是你整個人生信仰的實踐。你相信什麼，不相信什麼，有多堅持，有多妥協，你願意拿多少出來去換取你想要的，你的底線能去到哪兒，都沒得騙人的。而你本來是什麼人，就會作什麼決定，我們這種人，沒本事做出違背自我的事。

事實是，我所讀的學位，一個比一個偏門，拿着一堆沙紙卻換不了銀紙。我所幹的工作，一份比一份低薪，有時候窮得自己也有點汗顏。在大部分的時間，我也蠻抵受得住的，道德底線放得很高，不合理的事不幹，沒興趣幹的事也不幹，而我真正在乎而又幹得來的事兒，卻不能為我賺取金錢。有時候很能豁得出去，不介懷，快要堅持不下去時卻會長嗟短嘆，差點要抱頭痛哭，「理想」實在是很邪惡的東西。

當我碰見愛賺錢、懂賺錢也賺得到錢的朋友時 (還有工作穩定、「上到位」、買樓生仔之類的意識形態)，我很妒忌，但不是因為他們的錢，我是妒忌他們能活在香港這個地方 ── 這個社會要求你做的，你都喜歡做，而且做得好；社會要排除之外的，你反正也不愛做。這樣子活，真好，像游在水中的魚，張口便是想要的東西，而且，還得到那麼多認同和艷羨的目光。在香港，活得像我這樣的，大抵算是少數了，所以少不免總有點缺氧，要如何才能衝出這一切呢？